公知是公共知识分子（The Public Intellectual）的缩略词，一度被视为具有批判意识和理想情怀的光辉伟岸形象而存在，然而现在却渐渐沦为舆论场的负面词汇。

归根结底，就在于公知的“公”或许就是悖论，除非知识分子的描述本身就具有批判性，认识到自己的描述也只是诸多角度中的一种，只不过能满足自己的实际欲望而已，否则终究是一种官僚主义态度。

这种官僚主义态度不是表面上对于知识的支配，而是建立在一贯的描写，连贯的叙述和程式化思想的统领基础上，通过充分挖掘理由，来深度剖析一种历史必然性或世界性命运共同体。

社会学家亚明·那塞希指出，我们的社会没有什么社会性和共同性可言，社会就是不同的态度和观点在具体情况下汇集到一起的一个聚合体。

所以从美学角来看，解决问题不再给出所谓中心明确、一劳永逸、面面俱到而又高度整合的设想，而是要正确地去认识不同角度之间的差异。

在一次医院如何应对患者自杀问题的主题讨论中。出席会议的人员有医院院长、几位牧师外科医生、几位医生、一位律师、两位护理人员代表和一位患者权益代表。还在这一陈述环节大家就已是各执一词，针锋相对。

行政主管本人大谈特谈金钱的万能和冷酷的一面。接下来发言的是一位高级内科医生，他只是客观地介绍了自己的姓名和职责;之后是护士长，再之后就是那位精神科医生，这位医生对不知什么人表示了一番谢意。

接下来是两位教士，一位是稍微年长的天主教神父，另一位是年富力强的福音派牧师，他们来自两个不同的世界，但都表示支持所有各方的观点。他们“支持在场所有人”，也支持那些在医院“服务”即“为人服务”的所有人。

紧接着是一位年轻助理医生，他发言的内容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方面，他全身投入，兴致盎然;另一方面，他又显得行为拘谨，小心谨慎。诊所内部架构清晰，上传下达，他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这种森严的等级秩序。

精神科医生与律师之间的辩论尤为激烈。精神科同事描述了事件的经过。在那位肿瘤患者自杀的前几天，他就暗示过想要一死了之。大概是觉得肿瘤一时半会儿也要不了他的命，大家也就没太当回事。

总之，情况都已跟他交代得很清楚，但根据与护士、他的妻子和儿子分别谈话的内容，以及高级主治医生的陈述来看，到最后他也没有得到最起码的关注。

这位精神科同事就像是打开了压力锅上的排气阀:“今天会议开始时，我只注意到‘有必要多加关注’这样的论调，那就是当患者已经无法左右自己，你必须做点什么去保护他们。如果找我咨询，我会非常乐意。但这样做又会落人口实，律师们又可以大肆抨击医务人员的家长作风了。”

“很显然，患者住进像我们这样设施先进的医院都无法确保得到重视，真是令人遗憾。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决的权利——这不仅对患者而言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对那些想要做一些别人不想做的事情的人而言也是如此，否则他们就不需要自决权了。谢天谢地，白衣天使们可以独立决断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

接下来，面色抑郁的医院行政主管自己承担了责任，因为他很清楚，如果任由这类患者自杀的消息在媒体上四下传播，由此给医院造成的经济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高级内科医生自始至终都表现得最无辜，他带着防范的口吻说，他只考虑下面这个问题:从医学角度来看，实在是找不出任何患者自杀的理由。

护士长马上接过话茬:“对于刚才谈到的情况，我们早就习以为常。我们与病人接触更为密切，但是时间从来就没够过，不—是—要—省—人—嘛。(她一字一顿，眼睛还盯着行政主管。)我们不能只在查房或治疗时才跟患者见面。这一案例恰好说明了这一问题，是一位年轻护士跟患者悉心交流时发现了问题。她把这一情况告诉给了助理医生。但我重点想说的是，我们看护人员都很清楚，患者需要更多的关注和陪伴，也需要跟我们不断接触。我敢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灵魂正在渐行渐远。”

听到了“灵魂”一词，两位神职人员随即加入了讨论。那位年轻的新教牧师说道，无论是一个人自身，还是他的监护对象及陪伴身边的人将死之际，都会表现出“恐惧和弱点”，也会表现出决绝。在结束语中，她说:“有时候，我们知道能做的事情微不足道，心照不宣也就够了。”

……

设想一下，如果各位发言人口是心非，情况又会怎样?比如说，如果这位律师没有首先强调主观权利的无条件性，那么他应该是一位糟糕的律师。如果这位精神科医生最初没有怀疑病人自杀意愿的病理学因素，我们又会怎样评价他呢?而那位高级护士则不得不指出自己的做法与医生做法之间的差异:医护人员往往比大多数医生更能切身体会到病人的感受。最终，那位行政主管也是无计可施，只能继续大谈特谈金钱的“万能和冷酷”，以及这一事件给医院造成的经济后果。那两位牧师还能在原则上再说些什么呢?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内科医生首先探寻躯体诊断标准也是无可厚非。

人们在患者自杀后对这一情形所作出的描述和评估在某些地方明显相互矛盾，但到头来所有人都没错。这听起来有些不合逻辑和谬误，但却是我们都生活其中的现代社会是多么不合逻辑和荒谬的一幅真实写照。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说，还是各种角度截然不同。

从逻辑上来说，我们很容易接受下面这一点:如果存在矛盾表述，在N个不同表述中至少会包含N—1个错误表述，那就只有一个是正确的。但放眼社会，若真抱着这种观点未免幼稚可笑。个体根本就无从应对纷繁复杂的现代世界。

每个人都在从一定的角度去看待社会，只是每个人都是管中窥豹罢了。如果我们总是从以往熟悉的角度去看问题，就可能会铸成大错。无论何时何地，问题描述与解决方案之间都会相互竞争，并且都只是众多视角之一而已。

例如，一个倾向于经济性的描述不仅依赖于将金钱作为衡量所有事物的尺度，也依赖于对生活的某种基本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是商人，而且必须努力工作才能脱颖而出。世界就像一个市场，在这种模式下，所有事物都一览无余。

一个更倾向于政治性的描述会着眼于为每个人找到解决方案，这一方案具有集体约束力，它依靠集中管制而非分散的市场解决方案来实现。然而，从艺术的角度来看，人们则会依赖个人表达和审美体验。

大多数时候，这些不同角度之间经常会直接相互斗争，而不会顾及这场斗争下的总体情景。对社会问题、难题和挑战进行公开讨论，基本上都无法反映出社会的多重角度性，而且基本上也不会关注到发言者的论点是如何产生的。

现在不要再去习惯性地批评或抵制这种多重角度性，而是要积极主动地接受这一特征。我们不要大费口舌再去争辩角度的差异性。我们应当把角度当成一种战斗方式!

这个世界上最紧迫的问题:从生态问题到全球不平等问题，从人口问题到世界金融危机问题，从人类食物供应问题到未来的能源供应问题，都不会靠争辩哪个角度合适而得到解决，也不会因为将哪个角度当成唯一正确的而得以解决。

自19世纪以来，政治及政治经济就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在20世纪的极权主义中达到最极致的表现。然而时至今日，不少社会科学知识分子仍然坚持这样的中心视角。

随着西方国家声称它们成功地控制了苏联的势力范围，经济逻辑似乎被认定为是主流角度。无论如何，“自我激励”“竞争”“个人创业”等概念现在适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就像人民的政治之谜、人民主权论，以及后来的人类集体命运的国际化视角一样，诱惑十足而又让人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