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曹操 是个什么样 的人

曹操是三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

虽然一部《三国演义》将曹操写成奸诈小人，可纵观历史其他文献，如：《三国志》《后汉史记》《资治通鉴》等对曹操的评价均是正面大于负面。《三国志》中说曹操：曹公“明略最优”，成事则“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御军十余年，但手不释卷，登高必赋，长于诗文、草书、围棋。

生活节俭，不好华服。与人议论，谈笑风生。

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此正是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所特有的丰采。

作者遥想在那金戈铁马的年代，一个并非出身于名门望族大家（孙武之后的孙坚），也无皇室血统（所谓天子皇叔的刘备），也非有三公四卿资历的家族（袁家兄弟），仅仅是宦官的过继之子的后人，本家也不过是有些钱财而已，于乱世之中，挺身而出，刺董卓，（《魏武略》还说他去刺杀过张让）聚义众，发矫诏。靠个人魅力自立于乱世，进而战略明确，进京城，挟天子以令诸侯，一统北方，成就大业。

自古以来，骂曹操者无非两个借口：一，汝南许劭曾经评价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既然如此，三国又是乱世，曹操当然便是奸雄。

况且曹操自己说：宁我负天下，不可天下人负我。这便是奸雄的确凿证据，故天下义士以此为依据，视曹操为不义之人；其实，许劭的原话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英雄也。

后来的反对者特别是那个写《魏氏春秋》的史家，东晋的孙盛，为了自己贬魏抬蜀的目的，将英雄改成了奸雄。（我很奇怪，对于孙盛的书，历史上认同的人还很多，连司马迁在写《资字通鉴》的时候，都选用了他不少的章节和资料。

包括这句话。）一字之差呀。

唉，有时候，一个人就毁在一个字上，曹操就是这样的。 二，挟天子以令诸侯。

在一些人看来，世上之人，天子为大，天子事便是天下人的事。不是有句话吗：天下乃皇帝的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至于这个天子有没有本事，是不是明君都无所谓，作为他的臣民，就要听他的，要你活，你才能活，要你死，你就得死，死还要谢恩。而曹操竟敢挟天子以令诸侯，上朝配剑，把皇帝当傀儡，当然是大逆不道的事情。

所以曹操便成了不忠不孝的奸臣，应该下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的。 当然现在的很多人（也有不少人还是这样认为的）不这样认为：曹操生于东汉未年，民不聊生，农民起义频繁。

人与人之间真情少，利用大。作为一个想要在乱世中生存并有所作为之人，警惕性是很重要的，虽然曹操做的过分了点（史说其性格多疑）所以才有“宁我负天下，不可天下人负我”一说（连这个说法都找不到史料依据），然而这也是情形所逼。

世间多少人不是如此想的？却只有曹操敢于直说。而曹操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性格也是上当多了造成的。

作者宁喜欢曹操这种真小人的性格，却不喜欢刘备这种伪君子。 至于挟天子以令诸侯不过是曹操的战略措施。

作者本人设想如果生于那种乱世，也宁可选择作一方霸主，成就一凡事业，也不会对一个行将就木的腐败无能的政府寄予希望。况且就如曹操所言：如果不是他挟天子以令诸侯，不知当时的中原大地有几人称霸，几人称帝，天下大乱几时休。

整个三国一百年左右的历史，真正动乱时代前后不过二，三十年，过后虽然分为三国，民众的生活相对反而比较安定。反观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期，国内的动乱长达百余年，战火不断，比三国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实三国初期诸侯称霸，国内的动荡远比战国时期还乱，没有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这种动乱的局面的确无法控制。所以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不仅不是罪，反而对民众而言是功。

同时作为一个诸侯霸主，曹操身上的霸气未见，倒是文气逼人。曹操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文学大家。

不提他本身的诗词歌赋的成就，看他促进民族大融合，取文姬归汗的一系列重文政策，也是三国时期其他霸主所不能相比较的。即使是把他打的一败涂地，在历史上享有盛名的诸葛亮和有着顾曲周郎之称的小辈英豪周瑜又留下几部诗篇，著作？除因政治原因杀了几个文人（如孔融等）外，曹操对士族是极其容忍的，也未曾迫害文人才子，否则就没有建安七子的存在了。

而他杀孔融等人是因为他们阻碍了自己的政治抱负，不是因为这些人太忠于皇帝，而是因为这些人容不得他。政治斗争是你死我活的。

历史上这种血腥的政治镇压难道只有曹操曾经做过？不提太遥远的事情，就是近代一，两百年的历史上的这种政治镇压我们知道的还少了吗？这些斗争的残酷性恐怕比曹操有过之而无不及吧。为什么对曹操便如此苛刻呢？相反，曹操对有才之士是非常喜欢和宽容的。

对关羽和赵云的喜爱，对杀死陈宫的不得已，对杀死沮授的痛心无一不表现出曹操的爱才之心。反对曹操的人说他这一切都是惺惺作态。

可是这样的惺惺作态，袁绍，张鲁，孙权等以及历史上的许多人都做不出来。刘备到是哭出来了，真假几分相信现在的人们都看出来了。

而且在诸葛亮时代，蜀地能留下的人才恐曲指能数。 作者再来说说这千古讨论最多的曹操的大罪：挟天子以令诸侯。

千百年来，对于曹操。

二、历史上真实的曹操是什么样的

三国演义中将曹操描写为一个汉朝的篡逆者，其实并不公平。

东汉时期，外戚宦官轮流掌权，朝野上下乌烟瘴气。步入建安年代，东汉朝廷早已无可救药。

对此，司马光曾在资治通鉴中评论道：“建安之初，四海荡覆；尺土一民，皆非汉有。” 董卓擅行废立，刘焉自造龙袍，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的乱世中，曹操一直保持了对朝廷的尊敬。

早在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就有人阴谋推翻汉灵帝另立新主，拉拢当时任议郎的曹操时被其拒绝；联军讨伐董卓时，与其他人观望顾虑相比，曹操身先士卒奋力进取；初平二年（公元191年）韩馥袁绍等人又想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再次为曹操所拒绝，并明确提出：“诸君北面，我自西向。”你们可以去听那个北方幽州牧的，我依然忠诚于西面的汉献帝；李催等人祸乱长安，献帝一行狼狈从他们手下逃命时，漠然无视者有，趁火打劫者有，落井下石者也有，曹操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主动迎接献帝的人；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十二月，吴魏合作击杀关羽后孙权上表劝进称臣，曹操也不听："这小子是想把我放在火上烤啊！"。

这一系列的言行中虽然有曹操的慎重权谋，但客观上不能否认是对朝廷的尊重。 至于曹操诛杀董承（原为董卓女婿牛辅部下，按照三国演义看出身的标准应为“漏网之鱼”）伏完等皇亲国戚，毕竟是他们动手于前曹操反击于后，难道能指望曹操高高兴兴地等死吗？况且，东汉的败落就是败落在外戚宦官的手里，目睹着天下如何大乱的曹操对此一清二楚。

诛董承杀伏完的同时，曹操也规定了自己“后宫”的人一律不得干涉朝政，即使对亲儿子曹彰等人也是“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才高八斗的曹植为人放荡，曾私自“开司马门而出”（注1），他的车夫（司机）立刻就被处死（曹植失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违法乱纪。

曹丕或许是有贼心没贼胆，曹植则根本不把当不当贼当回事）；曹植的妻子衣服太华丽，违反了自己提倡节俭的命令后尽管是儿媳妇照样砍头（狠是太狠了）。综合这些回头看曹操诛杀董伏等人，客观上有避免重蹈覆辙之意，并非单纯的以牙还牙。

曹操虽然大权在握，但一直尊重汉献帝权威，甚至自己的生死也交在献帝手里。曹操晋见献帝，都按照当时三公见皇帝的惯例，左右有虎赉手持利刃相随。

建安十九年，曹操诛杀伏完的同一年，献帝曾对曹操说：“您如果认为我值得辅佐就请辅佐，不能的话也随你。”那时献帝只要一声令下就可以将曹操杀死，曹操听到这样的言语后大吃一惊，汗如雨下（此后曹操真的不敢上朝了）。

当然，曹操回去后一句话也可以反过来杀掉献帝，但是献帝没有下令杀曹操，曹操也没有因此对献帝有什么不恭。由此可见，献帝对曹操还是比较信任的，至少认为1，他，或者说这个天下还需要曹操；2曹操不会加害他。

不明白为什么类似的话，刘备对诸葛说出来，就是赤胆忠心，而献帝对曹操说出来，就是欺君罔上。曹操说过的“设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其实是大家都明白的事情。

客观地说，应该称曹操是东汉王朝的终结者和继承者，他让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安祥地渡过了最后的岁月并顺利地继承了其“遗产”。 曹操的军事文学才能很少有人否认，稍微有争议的是他的政绩。

个人认为，他的政绩与军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回顾三国前的历史，东汉桓帝年间，中国的人口曾经达到五千多万，但到了三国时锐减到七百多万，甚至还不如四五百年前动不动就“斩首十万”的战国时代（那时还有一千多万）。

杀光这么多人不可能，但饿死却不难。究其根源，无非是天灾人祸。

自东汉桓帝灵帝以来，旱灾、水灾、瘟疫、暴动、少数民族叛乱不断，民不聊生之余人口、户数大量减少。根据后汉书记载，汉桓帝时期，比较大的灾祸有“延熙九年（公元166年）春三月，司隶、豫州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按照这个估计，仅此一年这两地就饿死了大约三四百万；汉灵帝时期，“建宁三年（公元170年）春正月，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光和五年（公元182年）二月，大疫。”

，“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夏，大旱”。其余小规模的天灾、少数民族叛乱或入侵，不计其数。

加上爆发于公元184年的黄巾大起义和随后的军阀混战后，生产遭到了完全的破坏。这样的乱世中，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使民众丰衣足食，是刻不容缓的首要任务。

然而，汉末三国中的各个诸侯中，军事上有才能的不少，内政上有作为的不多。政治经济上的成功与失败都会自然的反映在军事上（反过来，绝不容易），大多数的人因此吃尽苦头，最终受困于“米”而连证明自己是否是“巧妇”的机会都没有。

恢复生产的方法，无非是开源节流，这两方面曹操做得都非常出色。屯田制的实行，实际上是以国家投资的方式保证再生产（社会主义？），工作效率当然高于普通的自耕农。

因此这个政策收到立竿见影之效，短时间内就将地方变成“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的欣欣向荣，称其为一大创举并不过分。曹操在攻破邺城后，鉴于东汉后期沉重的人头税，改为户调制，对土地所有者（包括自耕农和地主）收田租每亩为四升，每户出绢二匹、绵二斤，“他不得擅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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