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皇上，当然是清朝的皇上，撑死了是明朝的皇上，因为之前皇上买不到表。

明代末期，西洋钟表就传入中国，并大受中国皇室贵族欢迎，很多皇帝成为狂热的钟表收藏爱好者。

但问题来了，在没有7点钟准时开始的《新闻联播》的时代，他们怎么知道自己买的表是不是准的呢？

接下来你将看到：

● 皇上，你买了多少表啊？

● 火车和航船，逼中国人守时

● 统一时间，还得靠打仗

一向准时准点的值班编辑 / 老梁

皇上，您买了多少表啊？

“日出为昼，举世皆同其时”。在工业时代之前，精确的计时对大部分人来说完全没必要。在中国传统观念里，大伙儿起床，抹下惺忪朦胧的眼睛，看到升起的太阳，那便是认为活在同一时刻。

老百姓算时间一般靠太阳+鸡，精确一点的有日晷、水钟、漏刻等等。劳动人民还创造了诸如一盏茶、一顿饭、一袋烟的计时单位。至于小说，像《三国演义》，更讲究英雄的豪迈气场，关羽斩华雄，计时就用了杯中酒的冷热换算。

●故宫里的日晷

下面就得说皇上买了个表这件大事了。

自明代末期，西洋传教士和商人把钟表带到中国，就引起了皇帝们的兴趣。清朝皇帝自顺治开始，就使用钟表计时，不离左右。

按照中国传统的时间观点，一天分成100刻，而西洋人认为，一天分96刻，每刻15分钟，这个非常不符合大清国情。好在康熙皇帝敢于搞体制改革，命令二十名大臣去观象台测验，发现用西洋办法算的时间更符合天象，于是从康熙九年，也就是1670年开始，清朝官方承认并推行了一天96刻的制度，进一步推广了西洋钟表。

于是在康熙皇帝时，大臣们已经都随身带表，以免误了时间。那么多钟表，自然有快有慢。

乾隆年间的大臣富察·傅恒家里不仅自己带表、家里带表，就连仆人也都随身带表。为的就是互相印证，以免误时。当时上流社会佩戴钟表如此流行，以至于中国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钟表进口市场。

● 富察·傅恒，乾隆时期历任侍卫、总管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等职，授一等忠勇公、领班军机大臣加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学士

然而表有误差这事是说不准的，有一天上朝，富察大人的表就慢了，以为没到时间，晃晃悠悠上班，进门一看皇帝在里面等着了。据说富察大人“惶悚无地，叩首阶陛，惊惧不安者累日。”

对大臣来说，校准钟表的对象自然就是皇上，而皇上的标准时间，是紫禁城交泰殿的

自鸣钟。

● 左边就是交泰殿里的大自鸣钟，现存的自鸣钟造于嘉庆三年。

但对皇室贵族而言，钟表更重要的功能不是计时，而是奢侈品。所以他们会要求钟表越奢华越好，装饰越多越好。

● 清雍正《十二美人图》之持表对菊图（局部），美人手持一块珐琅表。

乾隆皇帝是钟表的狂热爱好者，他每年要订购价值3万到6万两白银的钟表，而且“务要是洋做者方可”，必须原装进口，而且在上谕中要求采购的官员“不必惜费”，不要怕贵。

而对于多数老百姓而言，“时间”、“时差“的概念，和他们有啥关系呢？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中国人民最不缺的就是时间。

曾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1886-1964）一段童年的回忆就佐证了这点。他说，在家塾读书时，“时间是靠日晷来计算的。碰到阴天或下雨，那就只好乱猜了。猜错一两个小时是常事……猜错个把钟头也无所谓”。

● 蒋梦麟

火车和航船，逼中国人守时

时间对于中国的乡村或者偏僻的城镇或许无所谓，但是对于其他地区却不尽然。

例如上海，它是近代中国的“魔都”，自打开埠后，外国人首先带来了统一的城市时间。

19世纪80年代，上海法租界当局便在外滩搞了一个木结构的气象信号台，除进行天气预报外，还在正午时分利用台顶落球报时。

彼时的报纸《点石斋画报》以“日之方中”为题，报道说：

“本埠法租界外滩外洋泾桥堍，于秋间新制验时球与报风旗，按旗于每日上午十点钟扯起，递报吴淞口外风信，其视风之所向或大或细或睛或雨，随时改悬各旗，传报至球，则每日十一点三刻钟时升起半杆，十一点五十五分钟时升至杆顶，至十二点钟球即落下，以便居民验对时刻。允称奇制”。

● 《点石斋画报》所载气象信号台

此外，在上海各国租界，外国人还纷纷修起了钟楼，从英国、美国或者德国进口巨钟安置楼顶，按点报时，成为统一时间的标准。

当时诗人作诗歌咏：

大自鸣钟莫与京，

半空晷刻示分明。

到来争对腰间表，

不觉人歌缓缓行。

作为当时的航运中心，上海还出现了近代中国第一条营运铁路——吴淞铁路。其发布的火车时刻表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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