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不比经济学，它会因人所处的文化氛围的不同，被人们描述出不同的内涵来。

相对比，经济学则因其描述的行为效益的最大化，而在任何社会环境中表现出同一的结果来。

只是如果环境条件不存在，则经济规律隐匿不现身（如垄断和行政干预等），此时经济学则无用处。

而管理学则是在研究已然存在于发生过程中的事物，在传统管理学学者看来，则是既存的组织的存在方式，决策以及协调等。

现在的管理学以基督教文化圈为其发生地，处处体现出他们的生活理念，从经验管理到科学管理直到行为科学的引入和生硬地引入源于东方的“企业文化”。

其发展轨迹虽清晰，但他们（西方人）始终不以为自己已为某种思维定势所左右，以至管理学的学科建立一百年来的发展大大落后于别的学科。

由于管理总是离不开一个排除不掉的行为人——管理者，而这个管理者与研究者又同属一个文化氛围，就使得他们看不到自己已经被约束在一个理性天地中。

这种不觉知，使得他们未能从管理的源由来看问题。

所有的问题都已在一个既定存在的系统（或组织）中。

如一说到科学管理，就已有了个流水线，有了工序和节拍，有了工艺流程……。

我们东方人如果从此处跻身进来，像是一个插班生。

流水线在哪？线上的工人怎么在我们身边找不到？从这一点开始，东方人也就糊里糊涂地呆望着西方管理学学者的指手划脚，似懂不懂时又插不上嘴，怕让人看出我们不懂而不敢质疑。

管理不是从企业管理进入到科学管理之后才发生，而是从此时开始，管理进入了科学化阶段。

就是在市场的巨大压力下，企业内部的各种有效的行为实行了标准化和定量化，压缩了无效（操作）动作，给各种操作方法定出了合规的和违规的，把人的动作融入流水线的节拍。

在此以前，则是管理者只看操作者的效果，验收只在事后进行，当管理行为发生时，操作者还有些自主性——自主决定怎样操作。

其实从14世纪以后，地中海沿岸的商贸发展使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原来的行会走向分化，在威尼斯、热诺阿（热那亚）、比萨等地开始形成现代意义上的企业雏型。

1378年佛罗伦萨爆发的数以万计的梳毛工人起义证实当时的羊毛粗加工小作坊已被成规模的毛条厂所取代。

从那时起，企业已存在了500多年，它的合理性是什么？西方人不会想到这一点，而东方学者在没有企业时不应当先想到跟在西方人身后去唱管理的几个阶段，而应当思考一下管理行为为何而发生，或换个角度讲，在东方条件下管理理念应当是个什么东西；更白一点讲，没有企业哪里有企业的管理，没有西方意义上的企业，也就没有缘于西方社会环境的那种管理理论的存在基础。

我们不是因为没有纯粹西方意义的企业而要否定西方管理学，而是应当老老实实地从西方人认为不需要费精力说明问题的地方补起，这就是上面所说的，需要研究管理行为因何而发生。

这样一溯源，就抓到一个机会：西方管理学从半道上研究管理——从所谓“科学管理”阶段开始，才使得现在的管理学没有了纲领，至使近百年来管理学陷入困境。

其间的发展变化无一不是在实践的胁迫下发生的，如霍桑实验的理论和行为科学的渗入没有起到高屋建瓴的作用，这显然是理论本身有问题。

包括现在的MBA教学，也是在事后找补，没有理论深度和广泛涵盖实践的气魄。

如果一个东方人（没有西方文化背景又有一定思维深度的“另类人”）在认真聆听泰勒讲科学管理时能执著地问一句（不是如所有东方人一样那样不懂装懂）：

“泰勒先生，你的管理行为发生的基础是什么？”

泰勒可能会有几种反映，其中一种是“废话！还用问吗？当然要有一个现成的企业才行。”

如果那个学生还不怕老师发怒继续问道：“您说的那种企业我们东方没有怎么办？”

泰勒先生可能又有两种反映：

其一：“我是研究管理，教授管理学的，你们那里有没有企业关我什么事？”

——这是一个不耐烦的泰勒，他太忙了，面对来自东方的这个学生不愿多花时间。

其二：（面对所有拜倒在自己面前的学生）“嗯，对，这个东方学生向我传递一个信息，他在提醒我，暗示我的理论是个半道叉出来的一串不完全的理论，我们的理论太实用化了，能给企业造成了利润就以为达到了目标。

其实作为企业，管理者的经营目标是达到了，用‘泰勒制’使利润实现最大化就算达到了管理的目的。

但是作为学者，则应当把研究对象——‘管理’研究完整了。

谢谢你，东方的小机灵鬼儿！”

——这是一个学者型的思维缜密并善于抓住疑点的泰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