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牌是词的格式的名称，曲牌是曲的调子的名称。

其相同处：

①曲和词都是句式不等长短句。

②曲有曲牌，词有词牌，有些曲牌词牌相同或相近。

③曲和词都重视平仄，韵脚、定格等也都讲究。

不同处：

①曲有衬字，某些曲牌还可增减字句；词的字数有一定，这是曲与词最重要的区别。

②北曲无入声，入声已入派“三声”，以平、上、去、分平仄，有些曲牌不仅要分平仄，还要分“上、去”声；词以“平、上、去、入”分平仄个别词牌如《满江红》只能用入声押韵。

③曲的韵脚密，甚至句句押韵，平仄互押常见，且一韵到底；词的韵脚疏，仅少数词牌可转韵或平仄互押。

④曲牌可叠用，不同的曲牌还可连用，如“带过曲”“套曲”；词牌只能单用。

⑤从语言上看，曲十分口语化，通俗清新，甚至曲牌的名称都非常俗；词比较典雅庄重。

词牌名的由来

词，又称“诗余”、“长短句”、“倚声”、“填词”，是诗歌的一种形式，调有定格、句有定数、字有定声，以两宋成就最高。

词分为小令、中调、长调，这是依字数多少来划分的。

小令的字数在58个字以内，59—90个字为中调，而长调是91个字以上。

词的标题和词牌有着严格区别，词的标题是词的内容的集中体现，它概括了词的主要内容。

词牌是一首词词调的名称。

例如《沁园春雪》这首词，“沁园春”是词牌，“雪”是词的标题。

《卜算子咏梅》这首词，“卜算子”是词牌名，“咏梅”是词的标题。

刚刚接触词的时候很多朋友非常困惑，为什么一首词的标题通常由两部分组成？比如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前面的一部分“沁园春”被称为词牌名，从字面上几乎看不出和词的内容有什么联系，而后一部分“雪”才和词的主旨有一定的关联。

那么词的标题的前后两部分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就得先大致搞清楚什么是词以及什么是词牌名。

曲牌是曲的调子的名称。

如《点绛唇》、《山坡羊》、《挂枝儿》等，名色多至几千个。

每一曲牌都有一定的曲调、唱法、字数、句法、平仄，可据以填写词。

曲牌大都来自民间，一部分由词发展而来，故曲牌名也有与词牌名相同的。

有的曲牌有调无词，只供演奏。

曲调音节，古代都写在牌子上，故称为曲牌。

词萌芽于隋唐之际，兴于晚唐五代而极盛于宋。

最初，词又被称为曲子、曲子词、琴趣、诗余、长短句等等。

从词的许多别名可以窥见词与诗及音乐的不解之缘。

事实上，对于词的具体来源各家学说解释不尽相同，有人认为词是乐府民歌的变种，有人认为词是唐代律诗、绝句的后裔。

无论学界如何争论，词由俗到雅，由民间步入文坛的发展历程是不可否认的。

这就可以肯定，在词的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的受到了民间歌谣及当时盛极一时的律诗、绝句的影响。

就如诗最初是合乐而歌一样，词在发展初期也是配乐演唱的。

填词一般是按照某种曲调的乐谱填制歌词。

而曲调的名称如《沁园春》、《菩萨蛮》、《念奴娇》等就叫做“词牌”，也叫“词调”。

在唐宋时代，词牌名有许多来源，有的来自西域音乐，有的是乐工歌妓或词人自创的。

例如《菩萨蛮》词调的由来，传说是由于唐大中初年，女蛮国进贡了一些个美貌的女子，她们梳着高髻，戴着金冠，满身璎珞，象菩萨，因此教坊谱成了《菩萨蛮曲》。

后人依这个曲子填的词很多，如辛弃疾的《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等等。

既然填词须合音律，可以想见，唐宋时期，填词的文人大都精通音律，像我们熟悉的柳永，李清照等人，不仅文采飞扬，而且曾经自创了许多婉而动听的曲调，难怪他们的词作至今读来犹有回肠荡气，余音绕梁的音乐美。

随着时间的推移，词的格律逐步成熟，格式也逐渐固定下来，各个词调都是“调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并且各不相同。

依据各词调的字数多少，前人将词分为“小令”、“中调”或“长调”。

有人主张以58字以内为小令，59字到90字为中调，91字以上为长调；有人主张62字以内为小令，以外称“慢词”，都未成定论。

词调中除少数小令不分段称为“单调”外，大部分词调分成两段，甚至三段、四段，分别称为“双调”“三叠”“四叠”。

段的词学术语为“片”或“阕”。

“片”即“遍”，指乐曲奏过一遍。

“阕”原是乐终的意思。

一首词的两段分别称上、下片或上、下阕，这和我们今人的歌曲分几段来唱有点相似，不过古人填词时更加灵活罢了。

词牌，就是词的格式的名称。

关于词牌的来源，大约有下面的三种情况：

⑴本来是乐曲的名称。

例如《菩萨蛮》，据说是由于唐代大中初年③，女蛮国进贡，她们梳着高髻，戴着金冠，满身璎珞（璎珞是身上佩挂的珠宝），象菩萨。

当时教坊因此谱成《菩萨蛮曲》。

据说唐宜宗爱唱《菩萨蛮》词，可见是当时风行一时的曲子。

《西江月》、《风入松》、《蝶恋花》等，都是属于这一类的。

这些都是来自民间的曲调。

⑵摘取一首词中的几个字作为词牌。

例如《忆秦娥》，因为依照这个格式写出的最初一首词开头两句是“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所以词牌就叫《忆秦娥》④，又叫《秦楼月》。

《忆江南》本名《望江南》，又名《谢秋娘》但因白居易有一首咏“江南好”的词，最后一句是“能不忆江南”，所以词牌又叫《忆江南》。

《如梦令》原名《忆仙姿》，改名《如梦令》，这是因为后唐庄宗所写的《忆仙姿》中有“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等句。

《念奴娇》又叫《大江东去》，这是由于苏轼有一首《念奴娇》，第一句是“大江东去”。

又叫《酹江月》，因为苏轼这首词最后三个字是“酹江月”。

⑶本来就是词的题目。

《踏歌词》咏的是舞蹈，《舞马词》咏的是舞马，《唉乃曲》咏的是泛舟，《渔歌子》咏的是打鱼，《浪淘沙》咏的是浪淘沙，《抛球乐》咏的是抛绣球，《更漏子》咏的是夜。

这种情况是最普遍的。

凡是词牌下面注明“本意”的，就是说，词牌同时也是词题，不另有题目了。

但是，绝大多数的词都不是用“本意”的，因此，词牌之外还有词题。

一般是在词牌下面用较小的字注出词题。

在这种情况下，词题和词牌不发生任何关系。

一首《浪淘沙》可以完全不讲到浪，也不讲到沙；一首《忆江南》也可以完全不讲到江南。

这样，词牌只不过是词谱的何罢了

填词要选词牌，词牌又规定了一首词的音调，因此选择词牌就要选择词牌的声情，而不是选择词牌的名字。

各个词牌都有它特定的声情，或细腻轻扬；或激越豪放；或婉约柔情；或慷慨雄壮；或幽怨凄凉；或坦荡激昂。

凡此种种，词牌基本上已经规定了。

如《满江红》、《念奴娇》适合填一些调子较高，感情激烈，声情俱壮的内容，因此在用韵上也以入声字为主；《小重山》、《一剪梅》适合填写一些调子低沉，感情细腻，凄清孤寂的内容，因此大多选用平韵。

填词时选词牌，最忌讳“顾名思义”，即依据词牌的表象去填词。

如《千秋岁》，本来是凄凉幽怨的调子，用韵很密，连不压韵的各句也全用仄声字，读来声情幽咽（秦观有“落红万点愁如海”的名句，后来黄庭坚就用此词牌吊唁秦观，因此后人多拿它作吊唁之词）；而如果你望词生意地用它去祝寿，则无论如何也不合情理。

同样，《寿楼春》的声调也是哀怨凄婉，不能用来祝寿。

另外如《贺新郎》，词调慷慨激昂，与燕尔新婚的感情不相适应，因此亦不能用来祝贺新人。

这就是形式对内容的反作用，如若违反了它，则再大的作家也填不出好词。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郭沫若先生1958年写的一首歌颂大跃进的词，他把李清照的《声声慢》改成《声声快》，把“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改填成“蓬蓬勃勃，烈烈轰轰，轰轰烈烈轰轰”，尽管表面上已经改了词牌，但实在也不能算成功之作。

那么，怎样根据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内容需要去选择那些适合表达相应内容的词牌呢？根据夏承焘先生《唐宋词欣赏》，选择词牌有三种方法：第一，从声、韵方面探索，包括字声平拗和韵脚疏密；第二，从形式结构方面探索，包括分片的比勘和章句的安排；第三，排比前人同牌作品，看他们用这个词牌写哪种感情最多、最好。

对初学者来说，三种方法中的第三种是最实际的，而且便于更快地掌握。

当然，词牌仅是一种格式，是一种形式而不是内容，而形式总是要为内容服务的，因此，我们也不能对词牌的选择墨守成规。

我们揣摩古代大词人的作品，就是要用他们的作品来衡量某些词牌的声情；而不是用揣摩来的声情去衡量大词人的作品。

《诗序》中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就如《诗经》，当初也是用来吟唱的，是先有情而后有言，然后才配以音律。

只有这样，个人的情感才不至于受到音律的拘束而难于表达。

即使是我们现今的歌曲，亦是先写歌词，然后再根据歌词的内容配曲。

关于这一点，《乐记》中有“诗言其志，歌咏其声，舞动其容。

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

”故“有心则有诗，有诗则有歌，有歌则有声律，有声律则有乐歌。

”就连宋代王灼的专论词牌选择的《碧鸡漫志》，也有“古人初不定声律，因所感发为歌，而声律从之”之说。

可见，表达真切的思想感情比形式的选择要重要得多.

词的格式和格律的规范化就使得许多文人可以渐渐脱离乐谱而仅依照某个词牌所形成的固定的格律来填词，从而使词逐步发展成为一种堪与诗媲美的文学形式。

那么词的词牌名和词的题旨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呢？懂点音乐的朋友都知道，一首乐曲一旦谱成，它的基调就基本定型了，或激昂，或舒缓，或柔婉。

填词的道理也是一样。

无论你要抒情还是状物，你都无法改变词牌本身的节奏和韵律。

所以，词人在填词之前，一定得选择与自己表情达意相一致的曲调（即词牌）。

这样说来，一首好词，无论词牌名和词的内容有无关联，词牌所蕴育的意趣和情调与词人的感情和心境肯定是一直致的。

比如，有学者研究发现，小令《浪淘沙》音调激越，用之怀古抚今，最为适当。

《烷溪沙》与《蝶恋花》则音节和婉，宜写情，亦宜写景。

可见，古代词人欲填词，必先将许多词牌的韵律风格烂熟于胸，不然的话，肯定会使写出的词滞塞难读，贻笑大方。

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有许多精通音律的词人，他们或者自创新词，或者因循词牌的本义填词，这就使得许许多多的词词牌名就是词的题目。

比如张志和的《渔歌子》是咏渔夫生活的，温庭筠的《更漏子》是咏春夜闺情的等等。

这种情况下词人通常在词牌下注明“本意”二字，就是说，词牌同时也是词题，不另有题目了。

绝大多数情况下，词牌名和词的题旨没有任何联系。

这时，作者一般是在词牌下面用较小的字注出词题。

“唐人之词，必缘题作曲，故词旨多与调名相符，宋人因调填词，词旨多与题不合”。

可见，越到后来，词牌和词题的关系越疏远。

一首《浪淘沙》可以完全不讲到浪，也不讲到沙；一首《忆江南》也可以完全不讲到江南。

不过，无论词调和词的内容如何疏远，文情和曲情不和谐的，肯定不是好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