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根据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於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双方共同承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於1997年7月1日对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开始行使主权，联合王国政府於1997年7月1日将香港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事件[1]。

1997年7月1日当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结束155年的英治时期，并按照《基本法》实行「一国两制」，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为政府首长。

绝大部份香港华裔居民自动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2][3]，同时有350万香港居民终身保留英国国民（海外）身份。

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源於第一次鸦片战争，当时清朝战败後於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将香港岛（连同鸭脷洲和附近岛屿）永久割让予英国。

1860年，清朝再於第二次鸦片战争败於英法联军，签订《北京条约》将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永久割让予英国。

1898年，清朝与英国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新界」（包括新九龙及230多个离岛），为期99年。

这三份条约决定了今天香港辖区的范围，三份条约正本由中华民国外交部典藏於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1982年起，英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开始就香港前途问题谈判。

虽然《南京条约》与《北京条约》皆指香港岛及鸭脷洲与界限街以南的九龙半岛及昂船洲永久割予英国[4]，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承认《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等所有相关不平等条约，只承认香港受英国管理，而非英国属地，并要求英国将香港岛和九龙连同新界一并交还。

英国鉴於香港整体没有因三条条约而特别分开发展空间，英国政府决定将整个香港的主权移交给中国，但同时极力争取维持英国在香港的利益。

中英双方最终在1984年12月19日签订了《中英联合声明》，决定了1997年7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取得对香港行使主权和治权。

大部份香港市民在中英开始详细谈判前，鲜有考虑香港主权的前途问题。

自1970年代初起，政府在筹划地下铁路、香港国际机场等大型基建项目时，因为投资回报期长达30年，跨越1997年，当在向国际筹集资金时，已受香港政治前途不明的因素所影响。

根据满清政府与英国所签订的《南京条约》及《北京条约》，香港岛及九龙是永久割让予英国的，而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後，亦一直未能取消这两条条约。

直至1941年12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香港被日军占领後才有转机。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引起了香港的归属问题：中华民国能否收回香港。

[5][6][7]舆论普遍认为中华民国在战争过程中已经跻身大国之列，亦希望消除所有不平等条约和治外法权，所以应把香港交回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早於日本投降前数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亦曾认为英国政府应该放弃统治香港，并归还给中华民国发展为国际自由港。

[5]国民政府亦希望能收回香港，但因国共内战日渐激烈而无暇南顾。

[5]另一方面，英国则强烈希望战後保持所有远东殖民地，包括作为英国远东海军基地及商业中心的香港。

[8]在英国的强硬态度及战胜国之间的利益关系下，香港的归属问题并没有在战後的国际会议上提出过。

[9]在此背景下，香港於战後继续由英国政府管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後，基於国际考虑，中共虽然不承认英方对香港的殖民「主权」，但是1950年向英国表明短期暂时不会收回香港[10]，也不阻止前中华民国军眷及逃民在香港的活动。

1950年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时在军事上也做出部署，包括使用核武打击和阻止中国武力收复香港的可能。

[11]英国国家档案馆(NationalArchives)解密文件显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英国治港时多次寻求推行民众选举，但迫於北京的中共领导人的压力，最终放弃了那些努力。

档案显示，主管香港事务的中国高官廖承志曾在1960年表示，「我们将毫不犹豫采取积极行动，解放香港、九龙和新界。

」他提到的这些地区当时处於英国的管治下，现已归还中国。

另一份文件记述了早前两年的一次会议。

在那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告诉英国的一名军官，任何在香港引入哪怕一点点自治的尝试，都会被视作「非常不友善的举动」和「阴谋」。

周恩来表示，这种做法会被认为是让香港走上独立道路的手段。

[12]

1971年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合法席位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後，便开始为香港与澳门的主权问题采取外交行动。

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对此非常关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亦於1972年3月为此致函联合国非殖民地化委员会申明中国政府的立场：「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葡萄牙占领的中国领土，解决香港、澳门问题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务，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对被占领的领土恢复执行主权的问题，而完全不是属於通常的殖民地范畴的问题，更不是使其获得独立的问题。

」[13]同年11月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决议案，将香港和澳门於殖民地名单剔除，往後无法以殖民地身份独立，此举为中国取得香港与澳门的主权制造了有利的背景条件[14]。

§香港前途问题

1979年3月，香港总督麦理浩爵士首度访问中国大陆，并首次向当时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提出香港前途问题。

[15]由於新界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约将在少於20年届满，中国官方对香港前途问题的立场，对香港的土地契约等安排十分关键。

邓小平提出中国必定会在适当时候「收回香港」。

[16]

1980年代初，英国向中国提出分拆香港的「主权」及「治权」：主权归中国、英国保留治权。

[17]但都遭到中方的反对，邓小平坚持中国须收回「整个香港」的主权。

在「收回主权」的同时，容许香港拥有独立的经济及政治制度[18][19]，并由香港人自行管理，即所谓「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同样政策亦适用於澳门。

[20]他同时希望能藉此办法解决台湾问题。

[21]传统英国资金（英资）的商业力量，如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怡和洋行，亦曾参与游说工作。

1983年5月，香港新华社组织商界青年领袖包括李鹏飞，组成「青年才俊团」前往北京。

其中一些成员提出有关建议，但遭邓小平否定[22]。

中国坚持英国对香港没有主权，也没有治权；而且中国不单要「收回」新界，更认为香港岛和九龙的割让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因此必须「整体收回」香港；由於香港实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不同於当时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体制，为了解决制度上的差异，邓小平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

一国两制提出的主要针对目标为台湾问题，在香港、澳门实行一国两制，一是借用此设想，二是作为试验田，而并非为香港、澳门两地而特设。

§英国立场

维基共享资源中相关的多媒体资源：关於准许殖民地国家及民族独立的宣言

协助其殖民地成为主权独立之国家是英国一贯之政策，但这并不适用於香港，因为中国坚持要取回香港。

英国理解中国对香港主权归属的立场，自1972年11月2日联合国大会批准《关於准许殖民地国家及民族独立之宣言》之适用地方名单剔除「香港」後，英国从未照会联合国秘书长列入「香港」於该名单。

香港人知悉中国大陆反对香港独立，因此英国无法安排香港独立。

香港92%的土地经《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而来（指新界土地），以九十九年为限，九十九年过去後英国将丧失该92%土地的一切权利。

[23]不论独立与否，香港将无法单凭这8%剩下的土地而运作，因此英国须尽快与中国商讨香港前途。

[24]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官方说法是「政权移交」或者「恢复行使主权」，而非「主权移交」。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香港享有主权，只是没有行使而已。

已故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说过「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意思是中国对香港的主权是不容置疑的，即使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以前。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这个态度是一贯的。

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是恢复行使主权而非移交主权，移交的仅仅是政权。

§中华民国政府立场

在中英谈判过程中，中华民国政府即表示不承认的立场。

1983年10月7日，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孙运璿在答覆立委质询时，即表示中华民国继承满清法统，任何涉及香港问题时须以中华民国为谈判对象，英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香港一切谈判与协议，中华民国一概不承认。

[25]1997年6月27日香港主权移交前三天，中华民国外交部长章孝严和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召开关於中英南京条约特展的记者会，记者会上都特别强调外交部特展所展出的南京条约是唯一的正本，中国大陆所拥有的，只是清廷钦差大臣耆英和英方全权代表砵甸乍（HenryPottinger）所签署的副本，经两国政府首长签名核准的南京条约正本，由中华民国外交部所保存，而英国为求割让九龙而签订的北京条约和租借新界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正本都同样正由中华民国持有。

因此中华民国才是香港主权的合法拥有者。

§中英谈判

北京人民大会堂

§谈判障碍

香港总督麦理浩爵士的官方访问提醒中英双方要为香港前途作进一步的讨论及外交接触，也为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1982年的首次中国访问铺路[26]。

1982年9月，戴卓尔夫人访华，9月24日在北京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展开对香港前途问题的讨论。

[27]她坚持按照《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及1898年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国享有香港岛及鸭脷洲和九龙半岛及昂船洲的主权[28]，但邓小平明确表明主权问题没有妥协的空间，双方未能达成共识[29]。

中英两国随後发表外交公报，同意继续循外交途径商讨。

戴卓尔夫人离开北京随即访问香港，成为首位在任内访港的英国首相。

在记者会上，戴卓尔夫人重申三条条约的合法性，并指出所有国家都须要尊重国际条约，否则任何谈判皆无法进行。

[30]

1983年英国大选戴卓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胜出继续执政。

同年7月12日－13日，中英两国正式展开香港前途第一轮谈判，中方团长为中国副外长姚广[31]，英方团长则是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爵士，香港总督尤德爵士亦以英方成员身份参加谈判。

[32]英方提出「以主权换治权」，名义上承认中国拥有香港的主权，以换取英国继续管治香港的权利[33]，但中方拒绝接受。

在两日会谈後，新闻公报以「有益，有建设性」形容，但谈判实际上并不顺利。

7月25日－7月26日，谈判继续，但新闻公报只说「有益」，但「有建设性」的字眼欠奉。

[34]双方仍未就重要的主权问题达成共识。

英方未放弃「以主权换治权」的构想，中方则坚持主权治权不可分开。

[33]

中英双方其後在8月2日－8月3日和9月22日－9月23日分别进行第三、四轮谈判，两次会谈的新闻公报只表示「进行了一次会谈」，没有「有益，有建设性」的字眼，显示双方未能达成共识之馀，期间更传出谈判破裂的消息，触发香港市民及投资者对前途的忧虑[35]。

1983年9月16日－24日，港元曾在一个星期内下跌20%，由7.9港元兑1美元跌至9.6港元兑1美元的历史低点[36]。

同一时期，物价一度飞涨，市面出现抢购粮食等情况[34]；恒生指数亦告大幅下跌150点，跌至780点，导致股灾的出现[37]。

促使香港政府在1983年10月15日起实施联系汇率制度，以7.80港元兑1美元的汇率与美元挂钩，来维系港元稳定。

[38]

但在谈判陷於僵局下，人心仍未稳定，香港人无法参与谈判，感到无助。

1984年1月，香港政府增加的士牌费[39]，在九龙区引起骚乱。

1984年3月14日，香港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议员罗保，在立法局会议上提出动议，所有任何有关香港前途之建议，在未达成最後协定前，必须在立法局辩论。

[40]在香港前途未明朗下，3月28日，英资的怡和洋行宣布把总公司迁至百慕达[41]，令各界被视为英国有意撤资，对香港的前途更加忧虑。

1994年，怡和及其集团成员宣布撤销在香港联合交易所的上市地位。

§取得共识

1984年1月25日至1月26日举行的第八轮谈判，中英双方各自更换团长，中方由外交部部长助理周南担任，英方则由伊文思爵士担任团长，并兼任驻华大使职务。

1984年4月，英国外相贺维访华，就香港主权问题让步，会谈取得重大突破。

4月20日，贺维在香港发表声明，宣布1997年7月1日以後，英国不再拥有香港的主权和治权。

7月底，贺维再度访华；8月1日，贺维在香港举行记者会，透露协议的十项主要条款。

其後的会谈进一步就香港在1997年後的土地、民航、国籍等问题进行讨论，并达成多项共识。

直到9月26日，《中英联合声明》的草案终於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由周南及伊文思代表签署，香港前途谈判结束。

至草案签署为止，双方共进行了22次的谈判。

1984年12月19日，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与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在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和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等人的见证下，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中英联合声明》。

《声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收回香港地区（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以下称香港）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於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联合王国政府声明：联合王国政府於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声明》第三段阐述了中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其具体说明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予以规定，并在50年内不变。

§声明签署後

1985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三次会议决定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

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包括香港和中国大陆人士。

1985年亦在香港成立基本法谘询委员会，负责在香港徵询公众对《基本法》草案的意见。

1988年4月，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公布首份草案。

1989年2月公布第二份草案，谘询工作则在1989年10月结束。

1990年4月4日，全国人大通过议案，随後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签署主席令，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